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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先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既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又是个不普通的人,
你只要见过他一面就再也忘不了。说他普通是指他的外形,他没有刘棣怀
先生那样魁梧的身材和大将风度,也不像王幼宸先生那样精瘦和有一个锃
亮的头顶,更没有汪振雄先生那样一个奇特的大脑袋。他的个子是矮小的,
不引人注目。虽然是花甲人,却有一头茂密而乌黑的头发,顾先生把这么
好的一头乌发剃得几乎精光,只留下那么一丁点儿。头发虽好,但绝非他
的主要特征。他那突出的脑门下面的一双大大的眼睛才是他的不平凡之处。
天下大眼睛有的是,但像他那样有神的却为数不多。他的眼睛是明亮的、
机灵的、深邃的、具有洞察力的、富有经验的、闪烁着智慧的。谁如对炯
炯有神这个词理解得不太清楚,那只要看看顾先生的眼睛就明白了。作为
一个棋手,具有他那样一双眼睛,也就够了,那就足以说明他是一个聪明
过人的棋手、一个了不起的棋手。也许这么说是夸张了,可我不信一个眼
大无神的人能下得好围棋。谁要是看到顾先生的眼睛,便会感到此人不凡,
决不可等闲视之。谁要是已经和顾先生熟悉了,那更会在他的炯炯的眼神
下对他肃然起敬。

    襄阳公园的西边是襄阳路,在五十年代,顾先生的家就在这条街上。
由于近,又有茶室,因此襄阳公园是顾先生常去之地。襄阳公园的后面是
新乐路,这是条特别短又很幽静的马路。很多人都认为上海是个拥挤不勘
的喧哗城市,然而上海也有那么几条闹中取静、清爽遐意的街道,新乐路
无疑是其中之一。这条路连一辆公共汽车或无轨电车也没有,因此尤其安
静。由于解放前这一带是法租界,所以街上的建筑物主要是法式洋房和公
寓。马路两边的法国梧桐长得很高很大,伸展出来的树枝在马路中间会合,
使新乐路成为一条清静而凉快的林荫道。我的家就坐落在这条理想的街道
上。

    我家和顾先生的家相距那么近,只需拐一个弯,这就给我学棋提供了
方便的条件。可能这也是我的福份吧。上海那么大,如果我们两家相距很
远,即使我拜上顾先生为师,又怎能经常向顾先生请教呢?

    顾先生和刘棣怀、王幼宸等棋界老前辈一样,当时都是无职业的,只
能凭着他们在棋界的声望下棋谋生。顾先生自己印了些票,每张票两角,
十张票一本。一个爱好者如想跟顾先生学习一盘,那起码要买一本,即两
元钱票,有钱一些的就买上两本。如果你只买一张两角钱的票,那根本不
可能跟顾先生下,此时顾先生就让一位普通水平的棋手,大概比顾先生要
差二、三子水平的跟你对弈。

    顾先生是国手,又是以棋谋生,收费下棋也是出于无奈。不过他辅导
学生可根本不考虑赚钱,他在我身上倾注了很多心血,并经常为我破费。
如从经济角度来说,那完全是赔本生意。我学棋不用交学费,这是因为顾
先生不会接受。只有到了节日,才由我家里买些点心之类送去略表心意。
由于经常跟着顾先生,因此也经常随着他吃饭,有时在他家,有时由他带
着去一些棋友家中,有时则被他带往饭馆。有一次他带我去淮海路上的一
家西菜馆,每人吃了一只奶油全鸡,才九角钱。这顿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因为以后花九角钱再也不可能吃上这么一只全鸡了。

    我小时候父母不给零花钱,我也从不买零食吃。顾先生有时在襄阳公
园买些小吃给我。有一年暑假的一天,我下完棋要回家了,顾先生给我买
了一个纸杯冰淇凌。我当时没吃,想拿回家与家人分享。我匆匆忙忙地走
出公园,迈开两条小腿往家中飞奔。当时正是大伏天,好在公园离我家很
近。我用手紧紧地抓住冰淇凌,生怕它掉到马路上。等我上气不接下气地
奔上楼梯,撞进家门,才发现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伤心透顶地看着手中
的冰淇凌--哎呀,全化了,而且几乎都泼在马路上了,只有杯底薄薄的
一层冰淇凌水,才能证明这里的确有过一个冰淇凌....我自从拜上顾水如
为师后,几乎每个星期天,以及寒暑假的每一天都跟随着顾先生,起初一
直由我父亲陪伴着(父亲为我的成长尽到了他所能尽的责任),久而久之,
他对我放心了,于是让顾先生带着我一个人到处跑。

    当时上海下棋的场所除了襄阳公园外,还有瑞金路上的品芳茶室和延
安路上的延安棋室等。品芳茶室是下棋的爱好者最集中的场所,里面的人
不但下棋喝茶,也有吃饭的、抽烟聊天的,喧哗声很大,而且乌烟瘴气。
我去过两三次,每次去印象都不好,实在不愿跨进这个茶室。不知为何,
顾先生也很少带我去那儿,也许是刘棣怀先生常在那儿的缘故,因为“
南刘北顾”之间有些隔阂。

    由于跟随着顾先生,因此我能有机会接触社会上不少棋手。每当我和
他们下完棋之后,顾先生就复盘指点。经常找顾先生讨教的还有其他几位
小朋友,其中最突出的是赵氏兄弟,即哥哥赵之华、弟弟赵之云。他们比
我稍大,棋艺和我接近。我和他们下棋时,顾先生总是很认真地观看。其
实顾先生和我对弈并不算多,主要是讲棋,每过上一段时间,他才跟我下
一盘。

    在顾先生的不断指点下,我的棋艺有了较快的进步。我九岁那年顾先
生让我五子下了一局,我获胜了。顾先生将这盘棋的棋谱寄给在日本的吴
清源,一九五四年日本的《棋道》杂志上发表了此对局,并用中日两国文
字登载了日本棋坛元老濑越宪作先生作的详细讲解。濑越先生在结论中说:
“九龄少年有此奇迹,无疑是吴清源第二。”第二年顾先生又让我四子下
了一局,我再度获胜。除了日本杂志以外,香港报纸也披露了这两次对局。
由于顾先生的介绍,吴清源对我的成长也很关心,并希望我有机会去日本
学棋。后来京剧大师梅兰芳访日拜访吴清源时,吴清源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顾先生有时也介绍一些外地棋手跟我对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和过惕
生先生的对局。当时有个文化俱乐部在锦江饭店对面,里边有不少娱乐活
动、包括下棋的场所。顾先生也经常带我去那儿,下完棋就在里边吃西菜。
大概是在一个春节,文化俱乐部举行晚会,顾先生又带我去参加围棋活动,
他让我跟一位外地来的棋手下棋,并告诉我此人叫过惕生。我刚踏入棋界
就知道有这么一位高手,能向他学一盘当然是愉快的事。过先生比顾先生
小十好几岁,他很和气,向我微笑着,一点也不摆架子。他讲话带着一口
浓重的安徽口音,叫我似懂非懂。

    顾先生要我摆上四个子,下至中盘我取得了优势,过先生说自己输了,
要让我三子再来一局。让三子我抵挡不住,败下阵来。过先生对我也很满
意,夸奖了我好几句。这一天上海相当寒冷,而文化俱乐部内由于生了暖
气,因此温度很高。上海市有暖气的地方实在不多,所以我很不适应,热
得我脸上通红。旁观者劝我脱些衣服,但我一则因为好不容易跟久闻大名
的过先生下上棋了,心思都在棋上,其他的感觉神经都麻木了。二则我被
这么多人围观,也很腼腆,不好意思脱外衣。所以我尽管出了一身汗,还
是硬撑着。好不容易捱到对局结束,赶忙离开文化俱乐部,但此时觉得两
腿已软得象踩在棉花上一样。再被室外的冷风一吹,很快就发起烧来。母
亲一摸我的脸,直烫手,马上给我量体温,40度!母亲吓坏了,赶忙连夜
把我送到医院。大夫要我住院,可我从未跟医院打过交道,坚决不肯,于
是,只打了退烧针就回家了。幸亏我身体还争气,很快就复了原。可这一
来,却加深了我跟过先生下棋的印象。

    在我十一岁那年,顾先生只能让我三子了,甚至让三子也感到有些困
难。这时如再给我加把劲,让我向更多的强手学习,必将更上一层楼。但
顾先生却没这样做,他象一个特别溺爱自己孩子的母亲那样,深怕我走路
摔跤。当时,由于我年幼,因此在围棋界也小有名气。一般的爱好者见到
我们,总爱夸奖我一番,更要颂扬顾先生教导有方。顾先生听了这些恭维
话很高兴,也更宠爱我,不原让我输棋。尽管还让我跟人家下棋,但都找
些水平比我低的,结果总是我赢。由于缺少同强手对局,影响了我的继续
提高。后来进了中学,由于应付学习,我又被迫放下了围棋,直至参加体
育宫集训,命运才使我再一次执起黑白子。这期间我停顿了三年左右,这
是我在围棋道路上的第一次停顿。三年时间太宝贵了,幸亏只是三年。在
体育宫中我跟随刘棣怀和王幼宸老师学棋,这是我学棋的一个新阶段。由
于成天向刘、王二老学棋,和顾水如先生的接触就减少了。后来我只能在
体育宫放假的日子里去顾先生家,看望我的启蒙教师。

    文化大革命中间,我和顾先生有好长一段时间未见面。那时我在北方
的干校和工厂劳动,顾先生在上海也受到冲击,对于一个七、八十岁的自
尊心又特别强的老人,其精神上所受的折磨是可想而知的。顾先生八十岁
的那年,我有机会回沪一次。到了上海我很快就来到了顾先生所住的河滨
大厦。我跨进那老式的电梯,在那长长的、有些阴森的走廊上快步走着。
我的心在呼唤着:顾先生,顾先生!我推开了顾先生家的那扇门,他那宽
敞的房间里有十来个小孩围在一张桌子旁,顾先生被这群小孩包围在其中。
这些小孩都才十多岁,活泼可爱。而顾先生呢,已是一副老态,他直到七
十岁时头发还是乌黑的,如今却全成了银白色,连眉毛也白了,以前的精
悍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有两点没变,一是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还是那么
明亮,几乎和第一次见到他时一样。还有就是他对小棋手的热心没有变,
他已接近生命的最后时刻了,但他还在继续传授自己的棋艺。他像一枝快
燃完的蜡烛,仍然散发着光和热。这光和热蕐pe=Img2&add=1&id=A6463&refer="+escape(top.document.referrer)+" border=0 width=1 height=1 alt=263统计计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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