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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涯棋客

         --我们漂泊的围棋生活

           芮乃伟、江铸久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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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冠军

  好运接踵而来,回城后没多久,就听说全国要恢复围棋比
赛了。山西省就组织了少年、青年和成年组进行集训,准备参
加比赛,鸣久理所当然地进入了少年组。眼看没我的份了,谁
知这时又成立了儿童组,机会送上了门。

  集训期间,我们可以免费享受一顿晚餐,虽然白馒头只能
吃一个,但窝头可以随便吃,这可把我乐坏了,每天都把肚子
撑得饱饱地回家。集训结束,杨晋华代表成年,陈慧芳代表青
年,鸣久代表少年,我代表儿童,我们组成了山西队去郑州参
加全国比赛。

  比赛前,我们去找北京队练兵。我们坐了一个白天的火车,
傍晚到了北京。我记得北京队有谭炎午、常征明、张书泰,跟
我年龄相近的是一个叫杨靖的小孩。大家就说,你们两个小孩
先下一盘。领队王品璋很严肃地说:“这事很重要啊,你可不
能输!”我和杨靖都不敢大意,下得很认真,因而也下得特别
慢,下着下着要睡觉了。领队就说,睡觉、睡觉,这棋打挂。
当时我还不懂打挂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暂停。因为来的人多,
没有那么多床,大家就用两把公园的长椅拼成一张“床”,我
和哥哥就挤在这样一张“床”上睡。

  第二天,我们去国家集训队下棋,指导杨晋华的是陈祖德
老师,指导我们兄弟俩的是聂卫平老师,他让我五个子,对哥
哥是让先倒贴目。我们不是第一次看到聂卫平老师,“文革”
大串联期间,聂卫平老师到太原来过,当时他的朋友张小弟等
高干家庭都受到冲击,不便安排,他就住进了市政府招待所,
我爸爸那时官市府招待所。聂卫平老师在招待所住了一段日子,
经常和杨晋华、鸣久他们下棋。有一天,爸爸说,来一趟也不
容易,大家一起照张相片留个纪念吧。于是,聂卫平、张小弟、
杨晋华、鸣久他们去照相馆拍照,我也跟着去了。可是拍照片
时,他们说我太小了,没资格拍。这张年代久远的照片现在还
保留在我们家。

  在国家队,我见到了心目中的英雄,陈祖德、聂卫平、吴
淞笙。陈祖德老师那时还挺胖,不大爱说话,给人一种高傲的
感觉。他们下棋时神态专注,我默默地站在一边,觉得他们都
是些了不起的人,在做着世界上最高尚的事。我梦想着自己有
一天能进入国家队,也能成为一个围棋英雄。

  参加儿童组比赛的有十几个孩子,上午一盘下午一盘,双
循环。看见大人下棋时旁边有个钟,我羡慕极了,心想,一边
下棋一边按钟,按来按去,那多好玩啊!

  比赛地点是郑州体育馆,在运动员进行曲的音乐中,我们
大踏步地走进了体育馆。我的第一个对手是张鹏,一走到桌旁,
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坐下要下棋。大人告诉我们,现在不能下,
要等领导讲完话才能下棋。

  在家里学棋的时候,爸爸就对我们说,现在中国最厉害的
是陈祖德,日本原来最厉害的是吴清源,后来吴清源好像是出
了车祸,不下棋了。所以,先在日本最厉害的是“板凳”,他
下棋就是杀,有断必断。其实爸爸说的是坂田,可我老记不住,
说“板凳”我一下就记住了。

  和张鹏下棋时,我也学着“板凳”的样,有断必断,“杀
气腾腾”。下到一半时,我居然断得张鹏好几块地方不能活。
我正在想接下来他该怎么办,谁知道张鹏马上就认输了。

  旗开得胜,接下来我就乘胜追击。第一轮循环下来,我获
得全胜,这可是大家来之前没有想到的。这一下我信心大增,
把那些小孩都不放在眼里了。骄兵必败,第二轮一开始我就输
给了王剑坤和曹大元。我这一输,领队不高兴了,连中饭都不
让我好好吃。好多大人也骂我,说本来看你有希望拿冠军的,
这下完了。

  我接下来的对手是杨靖,比赛时我特别紧张,老怕输,所
以棋也下得不好,没想到最后我居然赢了杨靖一个子。这下我
们山西队又高兴了,因为接下来的小棋手似乎都不是太强,我
拿冠军的希望很大。我也没辜负大伙的希望,真的拿到了儿童
组的冠军。拿冠军前,王领队对我说:“如果您啊不到冠军,
立刻给我回太原。”我问:“那如果我拿到冠军呢?”领队说:
“那你当然跟我们去南京训练。”

  当时,南京给我留下了一个特别深的印象,那就是南方人
太舒服了,因为他们顿顿都能吃到大米。而我们在体委吃的最
好的时候,也不过百分之三十的细粮。所谓细粮就是白面,而
剩下的就要吃粗粮和杂粮。

  领队王品璋是上海人,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山西,因为家庭
的原因,他没被重用。王品璋会下国际象棋,曾经以运动员的
身份参加过全国比赛。后来他又负责围棋训练,在训练班里挑
中了一个女学生陈慧芳,着力培养,想把她送到北京去,当时
陈慧芳也确实挺努力的。因为他竭力培养陈慧芳,其他棋手就
觉得受到了压制,对他有些看法。

  王品璋老师对我们也特别“狠”,他的绝招是,一到过年
就把我们统统撵到南方去下棋。他的理论是,在家过年你们稀
里糊涂就把棋荒废了,而去南方,举目无亲,你只有一门心思
打谱。我从1974年开始,连续八年没有在家过年。经他这
么一逼,大家都格外用功,当然棋也长了不少。

  王品璋老师后来因为搞围棋有功,由市体委的一般职员升
为省体委的竞赛处长。再后来,他又任北京棋院的副院长,和
其他教练一起培养出了谢军。

  回到太原,因为没有经费,围棋队就解散了。当时队里有
一个叫金国苓的北京知青,经常看一本日本死活题书,好像是
铃木次郎写的,我就缠着要看。那本书很难,但对我的帮助也
很大。

  为了迎接1974年的全国围棋比赛,围棋队又开始训练
了。那时太原又出了一对围棋兄弟,那就是方天丰和方天刚。
方天丰后来拿了全国冠军,他年龄与我相仿,但学棋比我晚,
所以当时水平和我差许多。王品璋老师有一个理论:越是小的
孩子就越要送出去学棋,因为在本地有很多玩伴,容易分心。
所以王品璋老师想把我们送到当时围棋环境比较好的河南去训
练。可是如果让大人送我们去,就要多一个人的费用,王品璋
老师就要我带方天丰去。我因为去河南比赛过,自以为是闯过
江湖的人,就拍着胸膛答应了。

  到了郑州火车站,我们提着几瓶送人的老陈醋傻眼了,居
然没人来接我们!一咬牙,我带着方天丰乘上公共汽车,自己
摸到了体育馆。那些大人看见我们大吃一惊:“你们怎么自己
来了,黄进先老师不是去接你们了吗?”

  受王品璋老师的委托,河南队的老师把我们管得严严的,
除了下棋还是下棋。

  在那里,我发现我的眼睛有点问题了。我的视力原来很好,
可是有几次下棋累了的时候,我发现棋子虽然还看得清,但变
小变远了,可我又不知该怎么跟大人说,因为那只是一瞬间的
事。接着我又出现了梦游,这些自己解释不清的事,使我第一
次感觉到了害怕。

  在河南训练了一段时间后,我就参加了在成都举行的全国
围棋塞。当时少年组和儿童组是打团体赛,每队出三人,其中
必须有一个女的。我的年龄还是属于儿童组,可是他们把我直
接编到少年组,让我和哥哥并肩作战。结果我俩下特别好,我
哥没输一盘,我只输了两盘。特别高兴的是,我赢了一些年纪
比我大的棋手,比如上海的夏胜浩。结果,我们又拿了金牌。

  因为成绩好,我们就底气很足地向领队提出,想留下来观
看成人组的比赛。领队同意了,这样我们就和其他一些留下来
的少年棋手一起上午训练、比赛,下午观看成人比赛。周六没
有比赛时,我们就在成都游玩。我对杜甫草堂和武侯祠的兴趣
很大,因为我们家有一套《三国演义》,我很喜欢看,里面的
典故知道的不少。现在来到那些故事发生的地方,我特别激动,
孔明和张飞仿佛就在我眼前说着那些我背得滚瓜烂熟的话。

  其他省市的小棋手大多是城市里来的,在成都郊外游玩时,
很多农作物他们都不认识。我因为有过两年的农村生活,就俨
然一个小庄稼汉似地向他们介绍农田里的这个、那个,以至他
们都以为我是农村来的。

  在山坡上看见羊,我就想起了小时候放过的羊。我发现,
南方的羊和北方的羊不一样,南方的羊胡须长,而北方的羊胡
须短。我放的羊每年可以剪三四次羊毛,剪下的羊毛可以卖钱。
我养的羊除了爱吃草外,还喜欢吃高粱和玉米。羊角顶人很厉
害的,可是它从不真顶主人。有几次,我的羊朝我冲过来,气
势汹汹的样子,好像要顶我,着实把我下了一跳。可是羊跑到
我面前时,突然嘎然而止,那副神态好像在说,我是跟你闹着
玩的。真逗!

  出来比赛紧张而又开心,可分别就难过了。尤其是我们山
西队,经费少,一回去后就解散,大家工作的工作,上学的上
学,第二年有比赛时才能在聚在一起。队里的经费少,我们买
不起卧铺,都是坐的硬席,可是因为人多、热闹,大家也不觉
得累。有时,我们在车厢里下棋,随着车厢的晃动,轻轻的塑
料棋子不时被震落下来,让人有些恼火。我们那时听说,日本
有一种磁石棋子,吸着不会掉下,大家都盼望着有朝一日能用
上那种有磁性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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