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棋客

　　　　　　　　　－－我们漂泊的围棋生活

　　　　　　　　　　　芮乃伟、江铸久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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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怅然离队

　　１９８７年的中日围棋对抗赛采取了沿长江顺流而下，
一站一站比赛的方式。那一年，我的成绩特别好，和依田
纪基下三番棋，赢了。

　　在重庆上船前，队领导突然宣布了一项纪律：为了对
女棋手负责，上船后，女棋手不能到日本男棋手的房间里
去。女棋手有我和杨晖、张璇。听了这个规定，我很不高
兴，觉得带有点侮辱性，不合理。不过，既然队里规定了，
我们也没有想到去违反。所以，在船上我们也没有去日本
男棋手的房间，但因为都是年轻人，大家相处得很愉快。

　　船到武汉，全体成员住在洪山宾馆。洪山宾馆分外宾
部和内宾部，内宾部的条件当然不如外宾部，外宾部的条
件在今天也并不怎么样。有天下午，我和张璇、依田纪基、
今村俊也等游览归来，依田建议去打羽毛球。天太热，大
家都没有兴趣，于是依田又建议下快棋。当时我和张璇说：
“那就在走廊里下吧。”可是走廊的光线很暗，依田说：
“这怎么下？”于是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去了他们的房间，
早把队里的规定忘在脑后。

　　依田纪基房间的门开着，对面住的是加藤正夫，江铸
久也在里面。我们几个人下棋了联棋，颇为热闹，后来加
藤他们也过来，兴致勃勃地观战。突然，电话铃响了，是
队里叫我去参加一个晚宴。我和张璇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好
—违反纪律了。

　　第二天是对抗赛的最后一轮，我上场赢了彦坂直人。
但那一年的总成绩是中方输了。

　　第三天，全队开了总结会，气氛凝重。说到输棋的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队员不好好下棋。我们去日本男棋手房
间的事，更是遭到了领导的严厉批评。有些批评的话，是
当时意气风发的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特别震惊，也特别
受不了。

　　回北京后，队里要我写检查，我写了好几次，最后虽
然勉强通过，但队领导还不满意，认为不诚恳也不深刻。
接着处分下来了，取消我当年的国手战参赛资格，在此之
前我已通过预赛，打到本赛，进了分组循环圈。而张璇则
被取消棋王赛的预赛资格。就在我努力忘记而且差不多就
要忘记这件事的时候，我偶然地在办公室看见了训练局的
年终总结报告，其中提到了围棋队。报告中说，在当年的
中日围棋对抗赛中，两名女棋手行为不检点、不守纪律，队领导及时认真地作了处理，全队都提高了认识，等等。
我一下懵住了，原以为我的不守纪律只是围棋队的事，没
想到被写到了训练局的总结里。我承认自己违反了外事纪
律，但并不是所谓的“行为不检点”。作为那个时代、那
个年级的女孩，我们都很看重这些。而现在白纸黑字这样
写了，那就是盖棺定论，我觉得可怕，觉得无法再呆下去
了。

　　我始终认为，我和张璇去日本男棋手的房间只是为了
下棋，光明正大。我们的过错就是违反了队里的规定，这
种规定虽然在我看来，多少是带有一点污辱的成分，但既
然违反了规定，理所当然地应受到批评。当时我也认为，
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我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但因此而
受到了这么重的处罚，我心里不服。而且事情发生后，很
多人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再给我戴上一顶“行为不检
点”的帽子，更让我难以忍受。

　　我的生活在三峡“触礁”了。受这件事的影响，我的
比赛一度状态极差，成绩一落千丈。那时年轻，心理承受
力也差，特别是我完全没有做过的事，到了训练局领导那
里，竟然被定性为“行为不检点”。我看不出自己那里行
为不检点，年轻的女孩背着这样的包袱，真是觉得无路可
走。我以为取消参赛资格是对棋手权利的侵犯，而说我们
不检点，则是侵犯了我们的名誉。所以当时我就决定，不
管我多么喜欢下棋，不管我多么喜欢国家队的环境，无论如何，我都必须走了，否则我无法呼吸。可以说，“三峡
之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多年以后，在罗建文老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还用非
常隐讳的语言提到了这件事。文中说：她们那时候做了一
些事，我不能说出来，说出来会影响她们的名誉。而我认
为恰恰是罗老师这样的说法，貌似保护我们，其实是真正
损害了我们的名誉。我实在不理解罗老师的做法，这么多
年了，他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

　　看了那篇文章，当时我很悲愤，但我无处申诉。正在
日本的我不得不重温了一遍当年的那种沉重和无奈。这件
事即使我想忘记，很多人也并没有忘记。最近回国做《五
环夜话》节目的时候，还有记者问起这件事。现在我原原
本本地说出来，对我自己是一个心理上的了断，对关心和
爱护我的家人和朋友也算是一个交待。

　　１９９５年，我代表上海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全国个
人赛。当时为了参加一项杯赛，我给陈祖德老师打了个电
话，陈老师说他非常支持我，但围棋协会领导还有些不同
意见，让我直接给罗建文老师打个电话。老实说，我心里
是不想打这个电话的，觉得打了也不会有好结果，但是因
为实在太想参加比赛了，只好硬着头皮给罗老师打了个电
话。谁知他一口回绝了，顺带还训了我一顿。在他面前，
我只是一个学生和晚辈，为什么要这样刁难我，我实在想不通。当时绝望的心情一如１９８７年。只是１９８７年
的时候还心存一点希望，因为那时我还只是八段，准备再
坚持一些日子，升到九段再走。升到了九段，对自己、对
父母都是一个很好的交待。不管以后干什么，也算没有辜
负了这段围棋人生。所以那段时间我很用功，全心全意扑
在棋上。然而，可能是因为心态不好，棋总是下不好，一
直到了１９８８年，才重新进入状态。

　　１９８８年升到九段以后，我认为自己可以走了。但
真要走了，突然又感到很矛盾，我实在是舍不得围棋，舍
不得国家队的环境。

　　想离队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和我水平相当的男棋手，
他们参加世界比赛的机会比我多，这可能因为我是女性，
一些完全由队里安排的比赛自然不用说，就连富士通这样
的比赛，对女棋手来说，机会也差了很多。

　　从第二届富士通开始，中国国内就开始有了选拔赛。
选拔赛方式是这样的，首先当年全国男子围棋个人赛的第
一、第二名可以直接参加下一年的富士通，余下的名额，
年底的时候，在国家队打一个大的选拔赛，要打一个冬天。
我当时提出来，男子个人赛的前两名可以参加富士通比赛，
那女子个人赛的冠军是否也可以考虑，队里的回答是不行，
因为女棋手的成绩不如男棋手。这个理由我可以接受，但
我随即又提出申请，想参加男子个人赛。这是有先例的，
过去也有女棋手参加过男子团体赛和个人赛，当然男棋手
不能参加女棋手的比赛。我的申请没有得到批准，而国家
队所有的男棋手都有两次的机会，既有个人赛争前两名的
机会，也有参加选拔赛的机会，而我们女棋手只有一次机
会。当时觉得无论从才能和水平，我都不如像马晓春那样
出色的男棋手，不但如此，我的机会还远远不如那些水平
和我差不多的男棋手，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和一些男棋
手竞争，机会也不公平。但我从来没有提出过要单独给女
棋手一个名额。

　　１９８８年，也许是“三峡事件”的后遗症，在研究
比赛名单的时候，我听说聂卫平表过态：以芮乃伟的表现，
给她一个对抗赛的名额就很不错了。就这样，在想走又舍
不得走的心情下，慢慢地拖到了１９８８年底。那时有一
个富士通的选拔赛，那个冬天，棋外的事我什么也不想，
就像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一心一意钻在棋里。白天比
赛，晚上复盘，我的脑子里只有棋，因为我知道，如果我
落选，那我可能是走定了。所以，我很想在离开国家队之
前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给棋，至于以后怎么样，我不去想。
我只想给自己留下一个与棋相伴的完整的记忆。那个冬天，
我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但最终还是落选了。路到尽头，
一切都结束了，我没有理由再呆下去了。

　　于是，我就向队里领导谈了离队的想法。华以刚老师
挽留我，劝我三思。其间我回了趟上海，也跟家人谈了。
回到北京，我正是向队里打了离队申请。申请理由是：年
纪大了，比赛力不从心，所以想离队回上海读书。当然，
这是一个应付的理由，想离队的真实原因并不是这些，把
真实的原因写上去队里肯定通不过。队里领导都找我谈了
话，特别是陈祖德老师，诚恳地对我说，他很希望我留下
来，但他尊重我的选择。聂卫平老师则很干脆，他说：“反正我已经劝过你了，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我都要这么
说。现在你想走，那你就走吧。”我还专门找了郝克强老
师，他当然劝我留下，但也表示无奈。就这么谈着谈着，
报告批了下来。这期间，队里的一些事就没我的份了。他
们说：“你不是交了离队报告吗？我们就当你走了。”

　　临走的时候我难过极了，毕竟我在国家队呆了九年，
我在这儿下棋、生活和成长，这里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而
且，我队国家队还有了另一种牵挂，那时我和江铸久走得
比较近，或者可以说是恋爱了。

　　离队前，打报告、谈话、办手续、整理东西，忙乱得
静不下心来。１９８９年５月２０日，临走的那一刻，我
突然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真的，我真的要离开国家队了，生
活断了链，过去的一切以后只有回忆了。和江铸久告别时，
我哭了。一方面是对国家队的留恋，另一方面就是对他的
留恋。既然要离开国家队，为什么又把对一个人的感情留
在那儿？

　　江铸久送我上火车。火车启动了，铸久跳上站台上的
一辆拖车，挥动着手中的行李车向我道别。那一幕，深深
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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