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五年（1930），十六岁的我终于参加了盼望已久的棋士升段的大赛。那年春季的升段大赛，我的成绩为七胜一败获三等；秋季大赛时的成绩为八战全胜获一等。因而晋升为四段。
接着，昭和六年的棋士升段大赛中，春季成绩为六胜二败；秋季成绩为八战全胜。昭和七年，春季为八战全胜；秋季为七胜一败。因而又晋升为五段。
现在回顾起来，来日之后我最热心学棋的时期，是从初抵日本的昭和四年开始到昭和七年为止。尤其是在黑棋上对本因坊秀策、白棋上对本因坊秀荣名人的对局谱如饥似渴地研究了一番。那以后，为了学习宗教而过多地占用了时间，因而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钻研棋艺了。
到那时为止，我执黑棋为多，以坚实的秀策流为主体，战绩辉煌。可以说那是我高歌“黑先无敌”的时代。昭和六年、七年里，我在“成绩上位者选拔战”中连续优胜。特别是在昭和七年时事新报社主办的“擂台战”中，如入无人之境，连斩十八将落马，在棋士升段大赛中又首次执白战胜了木谷实。这是我的棋手生涯中胜率最高的时期。现将我来日后到昭和八年的成绩统计如下。其中昭和七年的胜率几乎达到了九成。
昭和三年（十四局）九胜三败（打挂二局）
昭和四年（二十一局）十二胜七败二平
昭和五年（三十九局）三十一胜六败二平
昭和六年（四十二局）三十五胜五败一平（打挂一局）
昭和七年（五十局）四十四胜五败一平
昭和八年（三十六局）二十五胜九败三平
我们一家来日半年后，便由麻布谷叮迁居到东中野，在那里又住了一年左右。在我于升段大赛中不断获得好成绩的时候，深承濑越先生的眷顾，在西获洼他的地产内，另为我们建了一栋别墅，于是我们又搬到那里安居下来，这个别墅是二层小楼，房间有六个，我们一。家居住真是舒适宽敞。后来大哥尽早地赶回北京，将三个妹妹也接到了东京，全家终于得以团圆。二哥吴炎因为要继续在南开大学读书，所以只好一人独自留在天津。这个时期，大哥在早稻田大学的围棋部里作为主将非常活跃；而我不管去哪儿家里都不放心，只允许我跟随哥哥一起去玩。
提起我来日当初，由于语言不通，地理不熟，日本的习惯亦不懂，因而经常晕头转向。其中最使我吃惊的是日本的“神舆”。在中国，与这种神舆相似的是在送葬时静静地抬着走的殡轿。由于我还不懂得日本传统的祭祀习俗，见到那些气势勇猛的人们担着神舆，还以为是既大肆铺张又兴高采烈地举行出殡仪式呢！这到底在为谁举行葬礼啊！当时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还有一次，我们兄弟俩去拜访赤坂的井上一郎先生的家，归途中迷了路。井上一郎是濑越先生门下中最早的弟子，与桥本字太郎和我都亲如兄弟。大哥为了找到归途，拼命地走，可是南辕北辙，越走越远。当时若是在派出所间一下路就好了，可是那时在日本，总把我们中国人说成是“支那人”，大哥害怕被人蔑视，尽量避免去派出所问路。后来，无暇思顾得失，不得已还是去派出所打听，这才终于平安无事地回到家。这说明当时日本人对中国人及朝鲜人的蔑视己达到根深蒂固的程度了。我自身并未因此而留下多少不愉快的回忆。不过，据大哥说，对朝鲜人的蔑视最凶，即便是坐电车，日本人一上来，朝鲜人必须马上给他们让座。
住在谷叮的那阵子，母亲因不懂日语，几乎从不外出，最初的两个月里，每顿饭都到附近的中国菜馆去吃。那时，一到天色将晚，在关闭套窗的时刻，都有卖豆腐的在门前走过。每当听到那划破沉闷空气的喇叭声，都勾起了母亲的思乡之念，这似乎更使她增添了几分孤寂的心情。
记得在东中野住的时候，承蒙濑越先生的关照，常常叫桥本字太郎给我们送“甘纳豆”（类似中国的豆鼓）来吃。那时，我们的日语都是连蒙带猜的，说不通的地方大多采用笔谈。有一次，桥本字太郎在我家一起吃完晚饭，他本想以笔代口致谢，写了“御驰走样”四字（日本饭后客套语）。我和哥哥看了之后都以为是“出去散步”的意思，于是马上收拾停当，准备出门。桥本顿时惊讶起来：发生了什么事啦？我们看着他惊讶的样子，商面相觑，更是吃惊。总之，“驰走”二字，在中国只能理解为外出的意思，在日本却大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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